倒计时11天，首批“居转户”人员即将完成身份转换。没有上海户籍，有人结婚7年才敢生育，有人反复考证提升职称含金量。

　　这种漫长的等待背后，是早期引进单位无法解决户口带来的现实困境。为了拿到户籍，不少人不得不通过跳槽来寻找新的机会，甚至多次更换工作单位以匹配政策要求。

　　1996年来沪的谢让碌，如今是华贻电力市政建设工程公司的总工。回顾申办过程，他用“曲折重重”形容。起初在部属企业上海分公司工作，那时户籍实行指标制，但大专学历的普通员工很难轮到指标。首次申请失败后，他跳槽至第二家单位，却再次因学历门槛被拒。

　　两次碰壁让他下定决心提升个人含金量。

　　通过第三次跳槽和自我打造，他最终符合了上海对高端人才的需求。同样为户口奔波的还有松江中山小学的教导主任谈永康。2002年他以人才引进形式进入一家民办学校，对方承诺办理户口却未兑现。两年后他选择跳槽，2004年进入现单位。此后，学校乃至松江教育局的领导都为其户口问题奔走协调，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。

　　这些案例折射出早期上海居转户政策执行中的个体努力与制度磨合。在指标限制与单位资质双重约束下，申请人经常需要通过调整职业规划、提升职称或技能等级，来弥补初始条件的不足，从而在漫长的持证期内逐步满足落户标准。